高振农教授：菩提达摩禅法是少林寺禅文化的精髓
发布时间：2024-06-21 15:54:00作者：真言高振农
中国禅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对中国传统文化起着重大影响。随着禅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直到今天，中国文化在各个方面仍然反映出禅文化对它的影响。
所谓禅文化，应该说其含义是十分广泛的。举凡禅宗的经典(包括《六祖坛经》及禅宗语录等)、禅学思想、禅宗寺庙建筑和佛像雕塑、绘画、音乐，乃至禅宗所传的各种清规和佛事仪式等等，都可以称之为禅文化。而至今仍誉满全球的少林武功(或可称之为少林拳)，则是少林禅文化的特殊而又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禅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影响之大表现在各个方面。特别是禅宗以其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把人们的精神生活推向了一个新的世界。
博大稍深的禅学思想，曾影响了历代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例如唐代的大诗人王维和白居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王维中晚年在仕途上叠经挫折，懊伤满腹，后来从禅宗思想中得到启悟，写下了许多散发禅宗特有的淡泊宁静意趣的诗句。其中如：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
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
叟，谈笑无还期。
这显然是受到禅宗思想的启发而写出的如此淡远空灵的诗作，它表现了一种自然的美、淡泊的美、宁静的美、闲适的美。
白居易也是在人世社会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忧患，从而对禅学思想有所欣赏。他的“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宽”， “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志便是禅”等诗句，都是一种进入禅定境界后的切身体会。
作为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禅师们所留下的一些语录，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这种语录体裁，对宋明理学就有很大的影响。那些理学家们，后来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语录，可以说都是仿效了禅宗语录而产生出来的。
不仅禅宗的语录体裁，曾被宋明理学家们所仿效，而且禅宗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等等理论，特别是“顿悟”说和“心性生万物”说等等，都曾为宋明理学家们所汲取。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工夫，就脱胎于禅宗的“顿悟”说，而王守仁的“心外无物”。也是禅宗“心性生万物”的翻版。
禅宗中的禅定，对后世的影响亦很大。这是因为禅定能使人清心寡欲，破除种种烦恼，是一种修性养生、健康长寿的好方法。修禅入定，对于佛教徒来说， 固然是为了趋向真如，谋求解脱，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气功所能起到的作用。它在强健体魄、适悦身心等方面，可说是大大超过了气功的作用。
至于那些禅宗的寺院建筑，佛像雕塑，还有那些清规和佛事仪式等，它们作为禅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古到今，无不在广大佛教徒中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以上这些事例，表明了禅文化不仅对中国的古代文化，而且对我们当代的文化仍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位于河南登封县中岳嵩山西麓的少林寺，它作为中国禅宗的祖庭、中国禅文化的发源地，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逐步形成了一种少林寺禅文化。这种禅文化，可说是集中国禅文化之大成。而其中心部分，就是菩提达摩的禅法。除此之外，它还刻意创新，这就是闻名于海内外的少林武功，或简称之为少林拳。
一、菩提达摩的禅法
中国的禅法，开创于曾在嵩山面壁九年的菩提达摩。因此人们常说，中国禅法发源于少林寺。
关于菩提达摩，其来华时间以及禅学思想，在学术界曾有许多争论。但有一点是大家共识，即在我国佛教史上，确实有菩提达摩其人，而且确实在当时的嵩洛一带，教授弟子，传播禅法。因此，菩提达摩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中国禅文化的创始人。
菩提达摩在我国嵩洛一带教授弟子，传播禅法，前后达50余年(亦有说为100余年的)。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所传播的禅法，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相传他的着作甚多，有《达摩论》、 《二人四行论》、 《释菩提达摩无心论》、 《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 《证心论》、 《悟心论》、 《血脉论》、 《修心要论》、 《息诤论》和《安心法门》等。这些着述，大都已经散佚，现在留存的部分，内容有许多重复和交叉，想来有一部分是后人伪托。但是，现存的许多佛书中，都记载有菩提达摩关于“二入四行”的论述。由此我们可以肯定， “二人四行”的学说，应该是菩提达摩禅学思想的重要基本理论。
关于菩提达摩的“二人四行”理论，道宣在
《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记载得最为详细。从这部传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二人四行”禅法，是他的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相融合的产物。其中“二人”即“理人”和“行人”。 “理人”属于宗教理论部分， “行人’’属于实践部分。由此可见，菩提达摩是极力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菩提达摩的禅法，其主要内容是“二人四行”，这在道宣的《菩提达摩传》中有明确的记载。所谓“人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
所谓“理人”，在《菩提达摩传》中说：
“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
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
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
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从这段文字来看，菩提达摩是十分重视研究佛教理论的。他首先提出要“藉教悟宗”，即必须依随经教文字所说，来达到悟人佛教真理(真如佛性)。接着他又指出：必须毫不犹豫地相信这佛教真理就是含生(众生)具有与佛同一之真性(同具真如佛性)，只是由于被“客尘”所障蔽，因而不能显示出来，即尚不能悟得佛性，获取解脱。修行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通过修行来达到“舍伪归真”。这里的“伪”即指“客尘”， “真”则指“含生”与佛“同一”之“真性”(真如佛性)。怎样才能达到“舍伪归真”呢?菩提达摩认为必须进行坐禅壁观，也就是所谓“凝住壁观”。通过“壁观”，令心安定，专一观想经教所说之理，达到认识上没有任何分别，既不分自己和他人(“无自无他”)，也不分圣人和凡夫(“凡圣等一”)。
“与道其符”，忘象忘言， “寂然无为”的境界。菩提达摩认为，这就是“理入”。
这种“理人”理论，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要人们凝住壁观，心如墙壁，摒除一切杂念，最后达到“与道冥符，寂然无为。”
菩提达摩的“理人”理论，就是大乘壁观。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这种“壁观”究竟是观的什么?根据以上所引的一段文字来看，菩提达摩所讲的“壁观”，实际上就是壁观沉思，来把握佛经所说的教理。这可以从他一开头即提出要“藉教悟宗”，后面又说到要“不随他教”(抛弃经教文字的依赖)等等看出来。因此，我们认为，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九年“面壁而坐”， “终日默然”，实际上就是学习佛教经典理论的九年。
禅宗一向标榜“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但从菩提达摩的“理人”理论来看，菩提达摩是十分重视研究经教文字的。可以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字”。后来禅宗提出“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的主张，显然是在新的形势下对达摩禅法的发展。
但是，从菩提达摩的“理人”理论来看，他显然十分重视佛教经典理论的学习。在《菩提达摩传》中说“达摩禅师以四卷： 《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 自得度世。”可以推想他所重视的经教，就是《楞伽经》)，可并不是硬搬经典的条文，而是着重领会其精神实质。通过认真的思考，一旦掌握了真理(真如佛性)，就抛弃经教条文，最后得出任何事物不分彼此，寂然无为的结论。
菩提达摩的“理人”理论，也就是“大乘壁观”的理论。这一理论曾得到道宣的赞誉，说它是“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续高僧传·禅论》)
菩提达摩的禅法，除了“理入”理论外，还特别重视“壁观”起坐后的如理践行，这就是所谓“行人”。 “行人”包括四项内容，所以又称为“四行”。
关于“行人”， 《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说： “行人，四行，万行同摄。”这是说，所谓“行人”，就是“四行”，而大乘佛教的六度万行，都可包含在“行人”的“四行”之中。其具体内容是：
(一)报怨行 “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今住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怼(亦作诉)。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这是说，修道之人，如果在受到苦难的时候，应该想到，这都是我过去所造的恶业所致，所以应当甘心忍受，毫无怨诉。这也是佛经中常说的，要“逢苦不忧”。此心生起之时，与真理要相应无违，体怨而进道，这就称之为
“报怨行”。
(二)随缘行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这是说，修道之人，要以众生无我的佛学原理为依据，认识到一切众生本来都是“无我”的，都是由“业”所转起，一切苦受与乐受，都是随同因缘而生起。所以即使是得到了荣誉等事，也都要看成是由过去的宿因所构成，今天方始得之。待到一旦缘尽之后，仍然还归于无有，有什么值得欢喜的呢?如果能够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对于迷境和顺境，都能象风平浪静一样。认识到这一点，就可冥／顷于法，故称“随缘行”。
(三)无所求行 “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得而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这是说，世间之人常常迷失本性，处处贪着，这就名之为“求”。有道之人悟得真理之后，就与世俗人相反，能够安心于无为。认识到一切万法皆空，三界一切都是苦，就能对之无所愿求。就像佛经所说的那样，有所求都是苦，无所求才是快乐，故名“无所求行”。
(四)称法行 “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这是《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所载之文。在《楞伽师资记》、 《略辨大乘人道四行及序》等的记载中，在内容上有所补充： “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着，无此无彼……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故名称法行。”这是说，性净之理，称之为法。此理的众相都是空无的，而且无染无着，无此无彼。如果修行者能够相信、理解此理，就应当称法而行。为了破除一切妄想，虽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故名 “称法行”。
菩提达摩的“行人”即“四行”理论，总的说来，是属于他的禅学思想的宗教实践部分。但如果把“四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则“四行”中的前三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又是属于宗教实践。最后的称法行，则是属于宗教理论。 “四行”之间的关系是，称法行是对前三行的总结，同时指出，前三行都应在认识“性净之理”的前提下进行。换句话说，宗教实践必须在宗教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综观菩提达摩“二人四行”的禅法，其特点是特别强调“理”(宗教理论)与“行”(宗教实践)的结合。在他看来， “行人”必须以“理人’，为基础，即“行人”必须在“理人”的指导下进行。当然，在“理人”时，也必须结合“行人”，而“行人”到最后，还是要用“理”(性净之理)来检验，看一看这个“行”是否是“称法”(合乎性净之理)而“行”。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菩提达摩的
“二人四行”禅法理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下列三个步骤：
第一步， “藉教悟宗”；即读经明理，这是作为禅定思维的理论依据的，属于“信解’’阶段。
第二步，在“信解”的基础上，即进行“壁观”，它是实现主体认识同读经明理所学习到的理论直接契合的一种方法，最后达到“悟道”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现观”的完成。
第三步，将认识把握了的佛教真理付诸实践，这就是“行人”，是宗教实践阶段。
菩提达摩的“二人四行”禅法，把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合为一体，统一地纳入他的禅法的轨道，是当时一种创新的而又完美的禅法。它符合我们常讲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真理等等重要原则。而这种禅法，是他以宗教理论为指导，经过多年的“壁观”和践行逐步形成的。这种禅法一经形成，就为中国禅法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菩提达摩的禅法，不仅对禅宗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禅法的发展，都起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其“二人四行”禅法中的某些因素，对后世亦有相当影响。如“大乘壁观”，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学习、思考佛教理论等等的一些做法，就对后世的禅僧有相当影响。近代有些高僧大德，常常在某一寺院，闭关阅藏，或三年，或五载，最后悟解藏经的秘奥，然后出关行道。这也是先学习宗教理论，然后再进行宗教实践。这种做法，虽和菩提达摩的“壁观”并不完全相同，但受其“理人”理论和壁观的影响，这是可以肯定的。
直到今天，菩提达摩“二人四行”禅法中的某些因素，仍对一些学佛者有启示作用。如在
“理人”中提出的“籍教悟宗”、 “舍伪归真”、 “不随他教”等等，要求学佛者既要重视学习经教，以便获得佛教真理，用以指导宗教实践，又要不为经教所束缚，要进行独立思考等等，对广大学佛者正确领会和掌握佛教经典的精神实质，有很大的启发。而在“行人”中提出要正确对待苦与乐、冤与亲，提倡不怕苦、不求乐、不贪着等等，对广大学佛者更好地净化自己和利益众生，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因此，菩提达摩的“二人四行”禅学理论，直到今天，仍然值得继承和发扬。
二、菩提达摩所传少林武功
当今少林武功，有人说是源出于菩提达摩，因而称菩提达摩为武术家之祖。这种说法，虽然在禅宗典籍中找不到明确的证据，但也不是毫无根据之谈。因为菩提达摩在华弘传禅法数十年，曾留下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根据这些传说来考察，似乎菩提达摩确实是一位懂得武功的人物。
首先，菩提达摩来华时，曾有踏一苇而渡长江的传说。这种传说虽有夸张的成分，但却可以推断菩提达摩似乎是懂得一点轻功的。
其次，菩提达摩在篙山面壁九年，修习禅法，为解除身体的劳累，防止野兽的侵袭，因锻炼身体的需要而创造出一些拳法，这也是可能的。后人说他创有“罗汉十八手”，着有《内功图说》、 《易筋经》、 《洗髓经》等武籍，也不会完全出于编造。
还有，他在嵩洛一带传授禅法，遭到他人的嫉妒，曾被五次下毒。为了对付他人的陷害，因而锻炼出一套功夫来保护自己这也是可能的。
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明菩提达摩可能身怀武功。因此，说少林武功，是菩提达摩所创，也未尝不可。
菩提达摩以后，嵩山少林寺规模日渐扩大，僧众日益增多，僧人们继承菩提达摩传统，在诵经参禅之余，以习武锻炼身体为常事，以致多少懂得一些武功。
到了唐初，秦王李世民举兵讨伐王世充割据势力，进兵很不J顷利，幸得少林寺以昙宗为首的13名僧人的援救，李世民才反败为胜。李世民对之赏赐有加，还准许少林寺养兵五百。从此少林寺威名大振。少林寺武功亦由拳术向枪、刀、剑、棍、戟、鞭等多方面发展，形成了多种形式和套路的少林派功夫。
近年来，少林寺东侧新建了一座少林寺武术馆，办有长、中、短期的“武术学习班”。现在，这里已成为中外武术爱好学习武术的中心。
我们认为，少林武功，肇始于菩提达摩，后来不断发展，以致名扬中外，成为少林寺禅文化的一部分，对之加以继承和发扬，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但是，少林武功，在整个少林寺禅文化中，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应该是菩提达摩所创造的禅学思想，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达摩禅。赵朴初会长于1992年视察少林寺时，曾说少林寺的禅文化“是禅不是拳”，这是非常确当的。因此，我认为要发扬少林寺的禅文化，应该大力发扬菩提达摩的“二人四行”禅法，亦即是达摩禅。因为菩提达摩的“二人四行’’禅法，对于我们学佛者来说，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特别是“二人四行”禅法中的一些奥秘，至今我们仍尚未完全掌握和领会，有待进一步去探讨、研究和发掘。例如，菩提达摩在“二人四行”禅法中所讲的“壁观” ， 以及他在嵩山九年的‘‘面壁”，究竟是什么意思?直至现在还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壁观”主要是喻人心如墙壁，中直不移。有人认为“壁观”是?面壁而观”的略语，所观的当是墙壁或石壁的颜色。也有人认为“壁观”所观的应该是默思经卷文字，即四卷《楞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进一步研究、探讨的价值。
还有，菩提达摩《二人四行》的禅法，将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融为一体，强调以宗教理论指导宗教实践。为什么后来禅宗又提出：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到后期禅宗，为什么又有禅师提出“禅教一致”的思想，这与达摩禅法有无联系。像这样一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研究。
总之，致力于研究少林寺历代禅师的禅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他们禅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应该是我们今后对少林寺禅文化研究的一个主攻方向。
(原载《中国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