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词文化盛世：能不忆宋唐？
发布时间：2022-10-22 09:11:21作者：地藏经真言网
中国诗词文化盛世：能不忆宋唐？
摘要：以后的明、清，仅从台谏制度角度看，中国再也没有恢复到唐宋的水平。明清虽都有台谏制度，但在初年都有严酷的文字狱，不少士人因文获罪，甚至丧命。“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今天大凡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多少会背几首唐诗宋词，这往往是他或她在孩童时期在父母或老师的督促下背会的。而对其它时代的诗词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汉赋》，《元曲》和明清小说等，却鲜有这样的背诵。我们很少想过，为什么是这样?这也许是因为诗词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很容易引起孩子的兴趣和朗读的愿望。那又为什么是唐诗宋词呢?因为它们谴词优美，造句雅致，意境幽远，神情豪放。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这两个时期?唐宋时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使得使其诗词别具风韵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诗人、词人的不同。不过当我们说这两个词的时候，要小心别产生误解。因为在当今，诗人似乎是一种专业，他以作诗为主，也多少以诗谋生。而在唐宋时期，没有专业的诗人，一个人作诗作词，只是感情的舒发;即使诗词被传唱，也不收版税。
天道太高，理性有限的凡人怎能得知?一是借助“民意”，即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一是靠士来探究，即所谓“仰观天则，俯察人事”。而这样做的，不仅是一个士，而是许多个士;不仅是一代人，而是世世代代。于是形成了文化传统。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有犹太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有儒家。人间社会的治理，表面上看，有世俗政权。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它们的创立只是因为掌握了暴力优势，夺得统治权也多是满足“坐天下”的私念。而政府的正路应是提供公共物品，遵行天道。这时士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们进入政府，提出建议，纠正错误，目的就是将这个追求私利的政治集团引导到遵从天道的轨道上来。
然而世俗政权与士之间的合作并不确定。有时合作得很好;有时不能很好合作;有时根本不能合作。极而言之，政府“有道”的简单标志就是能够与士合作，合作的形式就是制度化地引进士，并保证他们发挥作用，反过来也就能够保证政府的“有道”;政府“无道”的简单标志就是不愿或不能与士合作，因而因缺乏士的匡正而“无道”。对于士来说，一般就有两种对策，即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意思是说，如果政府愿意听取批评和建议，士就参政帮助他们;如果不愿意，士就退出。
提到“隐”，就会想到陶渊明，他是“无道则隐”的经典。他曾五次出仕，不只是为了糊口谋生，还因心有不甘，不愿轻易断定天下无道。当他最后一次失望时，就义无反顾回到田园，纵然穷困，也不再“见”。何以见得他此时已断定“天下无道”?他在其“感士不遇赋”中感叹屈原，贾谊，董仲舒，李广，张释之等之不遇，也就是在反过来谴责当权之无道;而最终是用来比喻当世的政治黑暗。魏晋篡权而又被篡，靠的是暴力和阴谋。怎会再相信天道，怎能听得进道德劝诫?而一旦选择归隐，陶渊明就真正隐到底了;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俯仰观宇宙，不乐复何如”的境界。
不过，孔子虽说“无道则隐”，但对他自己却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是说他宁愿颠沛流离到列国辛苦游说，也不愿生活在有道的安宁世界中。孟子也说过，“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说明儒家圣贤说“隐”只是针对一般情况，他们对自己都有更高的要求，即以自己的辛劳与生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拯救天下于无道。所谓“以身殉道”，可以是像屈原那样投汨罗江，也可以像比干那样直谏而死，还可以是荆轲刺秦王。实际上，在儒家的政治图景中，可以帮助的政权是有道的，无道的政权则已经失去了政治合法性，已没有资格再作“君”了。既不是“君”，就可以通过革命推翻。所以孟子说，“只闻诛一独夫纣，未闻弑君也。”
虽然儒家认为革命是纠正偏离天道的最后手段，但也强调不应轻易发动。孔子批评《武》乐“未尽善”;王阳明也曾说过，“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革命毕竟要流血，代价太大。历史地看，通过革命革除暴政的情形还属少数，其作用只是警示，不可能作为经常性的手段纠正世俗政权的错误。可以想见，士进入政府，通过进谏匡正政治缺失，则是保证世俗政权不太远离天道的主要形式。
不过由于有了革命，改朝换代就是纠正偏离天道错误的长期性制度安排。尤其是目睹前一朝代如何崩溃的新朝政治领导人，会深刻反思，总结经验，以避免重蹈覆辙。他们更担心后代子孙不知“无道而失天命”的道理。周公曾说，“我担心子孙后代，不能敬天理民，继承先王光荣传统，不知得天命之不易，也不能参透天道，从而失去政治合法性。”唐太宗也曾说过，“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正是有这种政权变换的前例和欲保天命的长远视野，使得新政权的创立者同时就是一个制度创立者。在这一制度中，核心内容是纠正政治领导人偏离天道的错误;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谏议监察制度。
有文字记载的谏议制度创始于周，经汉代形成制度框架，到唐宋则发展成熟。如上文所述，这不仅归功于历史传统，也要归功于朝代创始人。唐太宗深知，“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有唐一代，未有一个台谏官员因言被诛(胡宝华，《唐代监察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217页)。宋太祖则直接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秘密誓约”刻在石碑上，并警告子孙不得违背，否则必有天罚。这就是对士的参政和谏议制度的宪法式的保证。有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才能创造一个“有道则见”的环境，谏议制度才能发展成熟，也才能不是一个摆设，而发挥真正的功效;当然这一制度的创立者及其子孙后代也因此受益。
实现谏议功效的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保证士大夫和台谏官员有最充分的发言权利。钱穆说，谏官就是监察皇帝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12，第82页)。如果皇帝有错不提出批评，那就是尸位素餐，应该辞职。对于宰相及百官，那更可以“风闻言事”，即可以对消息来源保密，或有失实也不受责罚。如果皇帝都可以批评，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如果严肃的政治批评受到鼓励，作为文化副产品的诗词又会有什么禁忌?
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的诗人词人们其实就是活跃在唐宋政治舞台中的士大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担任过台谏官员。如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张九龄，高适，
王维，张说，柳公权，崔道融，元稹，司空曙等(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08页);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作好诗的制度条件是，要排除任何外在威胁对内心创造过程的干扰。显然谏官和诗人这两种身份之间存在着互动，而共享着同一文化精神。
这种文化精神起源于他们自幼受到的“以身殉道”的教育。一个最经典的故事就是苏轼幼时，母亲教他读《范滂传》，读到范滂受宦官迫害赴死，其母从容相送的情节时，苏轼问母亲，“我长大之后若作范滂这样的人，您愿意不愿意?”母亲回答说，“你若能作范滂，难道我就不能作范滂的母亲吗?”(转引自林语堂，《苏东坡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26页)既然生命的意义与天道联系在一起，士的精神就超越了世俗的利益和权力，当然也就超越了最大的权力——世俗政权。在这时，虽然士在世俗层面要在君的面前以“臣”自称，但在精神上却是俯视着他。因为君生来就有着一个巨大的俗物——权力让他们难以超脱。这种心态，黄宗羲总结得很是精辟：“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
“士志于道”的最直接表现就是进谏。尤其是担任谏官之职而不进谏，反而感到惶恐。白居易“初授拾遗”一诗写道：
……
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岂不思匪躬，适遇时无事。
受命已旬月，饱食随班次。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
当他最初担任低级谏官还不到一个月时，并没有钳制舆论的恶劣环境，只因还未出现值得批评的事情，就对自己没有尽责感到羞愧。
范仲淹认为宋仁宗想率群臣向太后祝寿是公私不分，上书反对，并建议皇帝可率皇族在内廷“行家人之礼”;他的举荐人宴殊嫌他惹祸。范仲淹于是致信宴殊说，自己“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对皇帝过失就应“有犯无隐，有谏无讪”;如果您“求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又何必推举我呢?(转引自李涵等，《范仲淹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29页)
士大夫们很清楚，进谏就是行道。欧阳修对范仲淹很是钦佩，在《上范司谏书》中说，
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这不仅是欧阳修与范仲淹之间的互相砥励，而且道出谏议制度的基本目的，也描绘出它的行为方式。所以士大夫们有着维护这一制度的高度自觉。面对王安石对台谏官员的打压，苏东坡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说，“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 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用世俗政治懂得的话来说，“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庭纲纪，孰大于此?”(转引自林语堂，2000，第118~119页)既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这种通过进谏对皇帝的直接制衡，就是基础性的宪政原则。保证它的存在，就是保证所有派生制度与政策能够及时地纠正错误，也才能保证凡人做出决策大致能遵行天道。
据胡宝华统计，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约有171起向皇帝的进谏事件，“除去3次结果不明以外，其余未能纳谏者54次，纳谏者114次，进谏成功率为68%。”(2005，第215页)据宋靖统计，北宋自仁宗朝至钦宗朝止，“封还词头共25 例，其中成功事例15例, 未被采纳者7例，不可考者3例。中书舍人通过封还词头的方式直接改变决策的事例占 60 %。”(“封还词头与北宋的封驳制度”，《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所谓“封还词头”，就是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可因认为诏书内容有问题而驳回，这是一种直接谏止皇帝错误决策的手段。过了这一关，还有门下省，更是审查皇帝诏书的正式机构，发现问题驳回被称为“封驳”。
因而，唐宋朝庭发出的诏令，才可能既不是一个人的一时意气，也不是一个人的偏私之举，才更接近公正与有效。因而才会有盛唐，才会有富过盛唐的宋代。据吴慧估计，唐代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约4524斤(《中国历代农业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195页)，比较一下，1949年到1978年之间，这一指标从来没有突破过2000斤。据麦迪森估计，唐代的人均GDP已达450美元(1990年美元)，宋代则达600美元(《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9页);比较一下，1978年则只有381元人民币。至于商业发达、都市繁华，有《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为证，这里就不多说了。
正是通过进谏匡君而使道行，百姓安康，社会繁荣，士就有最大的成就感。他们也就会认为，虽然世俗政治角度看，天下由一家一姓统治;但从天道的角度看，天下是士大夫的。所以他们关怀天下，就是关怀自己的天下，天下人的天下。有了这样的视野，才会有天下豪情。甚至不管有道无道，这天下都是需要担忧的;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天下是他们的视野，“君”和“民”都在天下之下，天下之中。
有天下情怀，思绪和想象才能在天地间自由驰骋，才会有风流千古的诗篇，“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以天下为己任，才会有张扬而豪迈的人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关怀天下，就是关怀天下苍生，视民如伤，才会有杜甫不朽的“三吏三别”，才会有白居易的“卖炭翁”和“新丰折臂翁”，才会有“安得广厦造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尽欢颜”的伟大关照;以进谏为行道，才会痛责谄媚之风，才会有白居易之《采诗官》：
……
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
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
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
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
……
当然，士大夫们也绝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完人，能够完全参透天道。苏东坡说，“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之所以设立台谏，是因为“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蔽也。”通过这种内在制衡制度，将错误消灭在萌芽之中，以避免“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转引自林语堂，2000，第118~119页)既然台谏也是凡人，他们与皇帝、宰相和百官的互动中，就不会百战百胜。况且他们自己也可能犯错误，遭到弹劾。因而，遭受挫折虽不是他们所乐见，也在意料之中。甚至明知如此，也不会回避自己的责任。如韩愈明知谏止过度事佛会触怒唐宪宗，却仍坚持上《谏迎佛骨表》，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贬谪是士人们经常碰到的事情，他们虽然留恋京城，但到了贬谪之地，却经常融入当地社会，关心民众，了解下情，交结名士，创办书院，兴利除弊。如在潮州，韩愈帮助当地百姓灭除鳄鱼，用自己的薪俸支持学校，而到了袁州则解放了七百多奴婢。而苏东坡在被贬谪黄州时，发现当地有杀婴恶俗，则立刻上书鄂州太守，要求制裁杀婴者;并成立了救儿会，向富人募捐，自己也每年出十缗钱，以救贫穷之家的婴孩(林语堂，2000，第211~213页)。至于与当地百姓的关系，我在儋州东坡书院看到一幅“坡仙笠屐图”，画中苏东坡头戴斗笠，脚登木屐，一副本地农人打扮，惹得妇孺皆笑，图中题称“潇洒出尘之致”。
贬谪也使士人们经历了一次宦海浮沉，让他们反省自身，思想激荡，超越时空，精神升华;也同时激发他们诗词灵感。如果没有被贬谪于江州，我们怎么能拥有“江州司马”的《琵琶行》，让我们领略文字描绘的动听乐曲，还更有“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如果没有被贬谪黄州，我们怎能拥有苏轼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的《赤壁怀古》?他虽认错地点，这首词仍不失磅礴气势，超越意境：“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如果士人们注定要为直谏行道付出代价，也许被贬谪是一种最好的形式。它并没有剥夺士人的公职，而只是让他们到更偏远荒蛮的地方去履职。它既是对士人们的考验和磨练，也是对他们视野的扩展，更是边远郡县的幸运，还是辽阔疆土的某种治理方式。我们所熟知的这些著名诗人、词人几乎都有被贬谪的纪录。反过来说，这正是他们的光荣。如果他们没有这一阅历，就说明他们不曾发出击中要害的谏言，也不曾有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也就没有为维护天道付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所以当范仲淹第一次被外贬时，亲朋们称赞“此行极光”;第二次被外贬，同僚们称赞他“此行愈光”，第三次则被称赞为“此行尤光!”(李涵等，《范仲淹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60页)。“光”即光荣。苏轼从儋州北返途中游金山寺，看到一幅自身以前的画像，便题画云：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用三个流放地作为他一生功业的标志，不正说明苏轼自认为的一生价值所在吗?这里既包括犯颜直谏所起的作用，也包括在边远郡县利民生、兴文化的举措，还包括政治生涯波荡起伏对他的心路历程的影响，精神升华的推动。
既能“以身殉道”，就会无畏和勇敢。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士人的勇敢不仅体现在直言极谏上，也体现在危难时和战场上。韩愈只身前去宣慰藩镇首领王庭凑，唐穆宗担心他遭杀害，告诫他不要“驰诏径入”，但韩愈却认为“止，君之仁;死，臣之义”，“日驰三百自嫌迟”，最后完成使命(李道英，《韩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第24~25页)。北宋时范仲淹经略西北，民谣颂之“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最后迫使西夏元昊称臣请和(李涵等，1991，第93~110页)。
可以想见，勇敢与无畏可以增加诗词中之豪气。南宋时岳飞身为军事将领，为后人留下一首“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辛弃疾青年时在金起义，以数十人攻上万人之军营擒叛徒;他在《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回忆道，“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还是在北固山上，陈亮向北瞭望，遥想谢安，“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陆游到陕西南部筹划北伐，登高兴亭北望终南山，“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想象着长安“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由于文明的悖论，南宋终被蒙古所灭。文天祥率兵抗元，兵败后被俘，至死不降。他的《过零丁洋》气贯长虹，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让人读之每每感奋不已。而最后崖山之战，宋军战败，陆秀夫背宋幼帝投海殉国。据说当时有十万军民随之投海。他们非为宋朝殉身，而是为了一种让人景仰和怀念的文化陪葬。这是一种能产生宋词的文化。而元朝的统治，除了任意侵犯汉人的人身和财产外，最重要的，就是削弱了自周以来不断发展成熟的文化。科举制被取消，直到很晚才恢复;虽保留了御史台制度，谏议制度却不复存在;元帝虽表面尊孔，却只是为维护统治而用;唐宋时期的匡君以行道的制度毁于一旦。
以后的明、清，仅从台谏制度角度看，中国再也没有恢复到唐宋的水平。明清虽都有台谏制度，但在初年都有严酷的文字狱，不少士人因文获罪，甚至丧命。“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日子再也没有了。明世宗嘉靖皇帝因拒谏而仗杀十余名台谏官员。“风闻言事”也被禁止。清代雍正皇帝将台谏合一，“使得言官事实上丧失了'匡君过’的功能”(林乾，句华，《言官与康乾政治》，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第119页);他又创立军机处，架空了士大夫组成的内阁和议政大臣会议，也宣告了“中国古老的台谏制度的完结”;原来的中书省“封还词头”和门下省的“封驳”制度完全被绕开，对皇帝的制衡被打破，他的旨意直接下达，再也“不受监督，不受约束，不受朝臣的掣肘了”(林乾，句华，第128页)。
直到近代中国与西方相遇，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他们非常粗略地把唐宋放在“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大概念下一并抛弃，全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直接理解的中国文化传统，实际上是对清代残存的中华文化的理解，已经失去唐宋时期所包含的士人的真精神，
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匡君以行道的气概，以及相对成熟的台谏制衡制度。钱穆说，中国历代都鼓励公开发言，“只有清代不许人讲话。”(2012，第157页)在钦慕西方宪政制度之时，只是忘了，与清代缺少谏议制衡制度相比，确有很大不同;但与唐宋成熟的台谏制度对比，或可更易理解其中相近之处，即制衡的规则。
奇怪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常有“后说优势”，以与现代西方宪政相比的不足之处，完全否定唐宋为代表的制衡制度;也以“历史局限性”为由，否定唐宋士人的超越情怀。实际上，任何一个在现代发展成熟的制度，都是以本社会的历史资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代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形成，与复兴希腊罗马文化不无关系;没有对十三世纪尚有缺陷且未实施的“大宪章”的肯定，就不会有后来英国君主立宪。当代知识分子也从来没想过，他们的“当代局限性”要远大过唐宋时期的“历史局限性”;当他们嘲笑唐宋士人未能完全约束皇权的时候，他们在制衡权力方面的表现却远不能望其项背，更遑论宪政。
再经文革，花果凋零的中华文化，又被横扫落叶。只是有一点儿东西漏网。这就是唐诗宋词。无论怎样说，家长总觉得应该让孩子背诵唐诗宋词。因为它们很美。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美。在中学里，士人们必读的经史子集已被缩略为“语文”。顾名思义，这是一门有关文字技巧的学问;因而诗人就是“语文”很好的那些人。老师在分析词意和句子结构时，一般不会告诉学生在其背后那宏大深远的历史与制度环境。其实，词藻排列，终要有精神点睛。那就是士人们心怀天下，傲视君王，替天行道，关爱苍生的精神。思绪不会被禁忌打断，才情则装上自由的翅膀。
除了唐诗宋词，他们还给我们留下了物质的遗迹。当初白居易和苏东坡都曾被“外放”杭州。如今我们知道杭州为什么那么美了。有白堤，有苏堤。春天来时，湖风拂面，柳岸闻莺，姹紫嫣红。西子湖畔，唐宋遗留的文化密码在等人读。当女儿刚读小学时，我们带她第一次出远门就来到杭州。当时的美景我们难以用语言描绘，还好她刚背会了几首描绘江南景色的唐诗宋词，其中有一首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
今天大凡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多少会背几首唐诗宋词，这往往是他或她在孩童时期在父母或老师的督促下背会的。而对其它时代的诗词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汉赋》，《元曲》和明清小说等，却鲜有这样的背诵。我们很少想过，为什么是这样?这也许是因为诗词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很容易引起孩子的兴趣和朗读的愿望。那又为什么是唐诗宋词呢?因为它们谴词优美，造句雅致，意境幽远，神情豪放。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这两个时期?唐宋时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使得使其诗词别具风韵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诗人、词人的不同。不过当我们说这两个词的时候，要小心别产生误解。因为在当今，诗人似乎是一种专业，他以作诗为主，也多少以诗谋生。而在唐宋时期，没有专业的诗人，一个人作诗作词，只是感情的舒发;即使诗词被传唱，也不收版税。
天道太高，理性有限的凡人怎能得知?一是借助“民意”，即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一是靠士来探究，即所谓“仰观天则，俯察人事”。而这样做的，不仅是一个士，而是许多个士;不仅是一代人，而是世世代代。于是形成了文化传统。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有犹太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有儒家。人间社会的治理，表面上看，有世俗政权。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它们的创立只是因为掌握了暴力优势，夺得统治权也多是满足“坐天下”的私念。而政府的正路应是提供公共物品，遵行天道。这时士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们进入政府，提出建议，纠正错误，目的就是将这个追求私利的政治集团引导到遵从天道的轨道上来。
然而世俗政权与士之间的合作并不确定。有时合作得很好;有时不能很好合作;有时根本不能合作。极而言之，政府“有道”的简单标志就是能够与士合作，合作的形式就是制度化地引进士，并保证他们发挥作用，反过来也就能够保证政府的“有道”;政府“无道”的简单标志就是不愿或不能与士合作，因而因缺乏士的匡正而“无道”。对于士来说，一般就有两种对策，即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意思是说，如果政府愿意听取批评和建议，士就参政帮助他们;如果不愿意，士就退出。
提到“隐”，就会想到陶渊明，他是“无道则隐”的经典。他曾五次出仕，不只是为了糊口谋生，还因心有不甘，不愿轻易断定天下无道。当他最后一次失望时，就义无反顾回到田园，纵然穷困，也不再“见”。何以见得他此时已断定“天下无道”?他在其“感士不遇赋”中感叹屈原，贾谊，董仲舒，李广，张释之等之不遇，也就是在反过来谴责当权之无道;而最终是用来比喻当世的政治黑暗。魏晋篡权而又被篡，靠的是暴力和阴谋。怎会再相信天道，怎能听得进道德劝诫?而一旦选择归隐，陶渊明就真正隐到底了;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俯仰观宇宙，不乐复何如”的境界。
不过，孔子虽说“无道则隐”，但对他自己却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是说他宁愿颠沛流离到列国辛苦游说，也不愿生活在有道的安宁世界中。孟子也说过，“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说明儒家圣贤说“隐”只是针对一般情况，他们对自己都有更高的要求，即以自己的辛劳与生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拯救天下于无道。所谓“以身殉道”，可以是像屈原那样投汨罗江，也可以像比干那样直谏而死，还可以是荆轲刺秦王。实际上，在儒家的政治图景中，可以帮助的政权是有道的，无道的政权则已经失去了政治合法性，已没有资格再作“君”了。既不是“君”，就可以通过革命推翻。所以孟子说，“只闻诛一独夫纣，未闻弑君也。”
虽然儒家认为革命是纠正偏离天道的最后手段，但也强调不应轻易发动。孔子批评《武》乐“未尽善”;王阳明也曾说过，“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革命毕竟要流血，代价太大。历史地看，通过革命革除暴政的情形还属少数，其作用只是警示，不可能作为经常性的手段纠正世俗政权的错误。可以想见，士进入政府，通过进谏匡正政治缺失，则是保证世俗政权不太远离天道的主要形式。
不过由于有了革命，改朝换代就是纠正偏离天道错误的长期性制度安排。尤其是目睹前一朝代如何崩溃的新朝政治领导人，会深刻反思，总结经验，以避免重蹈覆辙。他们更担心后代子孙不知“无道而失天命”的道理。周公曾说，“我担心子孙后代，不能敬天理民，继承先王光荣传统，不知得天命之不易，也不能参透天道，从而失去政治合法性。”唐太宗也曾说过，“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正是有这种政权变换的前例和欲保天命的长远视野，使得新政权的创立者同时就是一个制度创立者。在这一制度中，核心内容是纠正政治领导人偏离天道的错误;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谏议监察制度。
有文字记载的谏议制度创始于周，经汉代形成制度框架，到唐宋则发展成熟。如上文所述，这不仅归功于历史传统，也要归功于朝代创始人。唐太宗深知，“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有唐一代，未有一个台谏官员因言被诛(胡宝华，《唐代监察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217页)。宋太祖则直接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秘密誓约”刻在石碑上，并警告子孙不得违背，否则必有天罚。这就是对士的参政和谏议制度的宪法式的保证。有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才能创造一个“有道则见”的环境，谏议制度才能发展成熟，也才能不是一个摆设，而发挥真正的功效;当然这一制度的创立者及其子孙后代也因此受益。
实现谏议功效的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保证士大夫和台谏官员有最充分的发言权利。钱穆说，谏官就是监察皇帝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12，第82页)。如果皇帝有错不提出批评，那就是尸位素餐，应该辞职。对于宰相及百官，那更可以“风闻言事”，即可以对消息来源保密，或有失实也不受责罚。如果皇帝都可以批评，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如果严肃的政治批评受到鼓励，作为文化副产品的诗词又会有什么禁忌?
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的诗人词人们其实就是活跃在唐宋政治舞台中的士大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担任过台谏官员。如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张九龄，高适，
王维，张说，柳公权，崔道融，元稹，司空曙等(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08页);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作好诗的制度条件是，要排除任何外在威胁对内心创造过程的干扰。显然谏官和诗人这两种身份之间存在着互动，而共享着同一文化精神。
这种文化精神起源于他们自幼受到的“以身殉道”的教育。一个最经典的故事就是苏轼幼时，母亲教他读《范滂传》，读到范滂受宦官迫害赴死，其母从容相送的情节时，苏轼问母亲，“我长大之后若作范滂这样的人，您愿意不愿意?”母亲回答说，“你若能作范滂，难道我就不能作范滂的母亲吗?”(转引自林语堂，《苏东坡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26页)既然生命的意义与天道联系在一起，士的精神就超越了世俗的利益和权力，当然也就超越了最大的权力——世俗政权。在这时，虽然士在世俗层面要在君的面前以“臣”自称，但在精神上却是俯视着他。因为君生来就有着一个巨大的俗物——权力让他们难以超脱。这种心态，黄宗羲总结得很是精辟：“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
“士志于道”的最直接表现就是进谏。尤其是担任谏官之职而不进谏，反而感到惶恐。白居易“初授拾遗”一诗写道：
……
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岂不思匪躬，适遇时无事。
受命已旬月，饱食随班次。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
当他最初担任低级谏官还不到一个月时，并没有钳制舆论的恶劣环境，只因还未出现值得批评的事情，就对自己没有尽责感到羞愧。
范仲淹认为宋仁宗想率群臣向太后祝寿是公私不分，上书反对，并建议皇帝可率皇族在内廷“行家人之礼”;他的举荐人宴殊嫌他惹祸。范仲淹于是致信宴殊说，自己“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对皇帝过失就应“有犯无隐，有谏无讪”;如果您“求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又何必推举我呢?(转引自李涵等，《范仲淹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29页)
士大夫们很清楚，进谏就是行道。欧阳修对范仲淹很是钦佩，在《上范司谏书》中说，
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这不仅是欧阳修与范仲淹之间的互相砥励，而且道出谏议制度的基本目的，也描绘出它的行为方式。所以士大夫们有着维护这一制度的高度自觉。面对王安石对台谏官员的打压，苏东坡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说，“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 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用世俗政治懂得的话来说，“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庭纲纪，孰大于此?”(转引自林语堂，2000，第118~119页)既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这种通过进谏对皇帝的直接制衡，就是基础性的宪政原则。保证它的存在，就是保证所有派生制度与政策能够及时地纠正错误，也才能保证凡人做出决策大致能遵行天道。
据胡宝华统计，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约有171起向皇帝的进谏事件，“除去3次结果不明以外，其余未能纳谏者54次，纳谏者114次，进谏成功率为68%。”(2005，第215页)据宋靖统计，北宋自仁宗朝至钦宗朝止，“封还词头共25 例，其中成功事例15例, 未被采纳者7例，不可考者3例。中书舍人通过封还词头的方式直接改变决策的事例占 60 %。”(“封还词头与北宋的封驳制度”，《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所谓“封还词头”，就是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可因认为诏书内容有问题而驳回，这是一种直接谏止皇帝错误决策的手段。过了这一关，还有门下省，更是审查皇帝诏书的正式机构，发现问题驳回被称为“封驳”。
因而，唐宋朝庭发出的诏令，才可能既不是一个人的一时意气，也不是一个人的偏私之举，才更接近公正与有效。因而才会有盛唐，才会有富过盛唐的宋代。据吴慧估计，唐代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约4524斤(《中国历代农业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195页)，比较一下，1949年到1978年之间，这一指标从来没有突破过2000斤。据麦迪森估计，唐代的人均GDP已达450美元(1990年美元)，宋代则达600美元(《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9页);比较一下，1978年则只有381元人民币。至于商业发达、都市繁华，有《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为证，这里就不多说了。
正是通过进谏匡君而使道行，百姓安康，社会繁荣，士就有最大的成就感。他们也就会认为，虽然世俗政治角度看，天下由一家一姓统治;但从天道的角度看，天下是士大夫的。所以他们关怀天下，就是关怀自己的天下，天下人的天下。有了这样的视野，才会有天下豪情。甚至不管有道无道，这天下都是需要担忧的;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天下是他们的视野，“君”和“民”都在天下之下，天下之中。
有天下情怀，思绪和想象才能在天地间自由驰骋，才会有风流千古的诗篇，“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以天下为己任，才会有张扬而豪迈的人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关怀天下，就是关怀天下苍生，视民如伤，才会有杜甫不朽的“三吏三别”，才会有白居易的“卖炭翁”和“新丰折臂翁”，才会有“安得广厦造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尽欢颜”的伟大关照;以进谏为行道，才会痛责谄媚之风，才会有白居易之《采诗官》：
……
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
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
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
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
……
当然，士大夫们也绝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完人，能够完全参透天道。苏东坡说，“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之所以设立台谏，是因为“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蔽也。”通过这种内在制衡制度，将错误消灭在萌芽之中，以避免“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转引自林语堂，2000，第118~119页)既然台谏也是凡人，他们与皇帝、宰相和百官的互动中，就不会百战百胜。况且他们自己也可能犯错误，遭到弹劾。因而，遭受挫折虽不是他们所乐见，也在意料之中。甚至明知如此，也不会回避自己的责任。如韩愈明知谏止过度事佛会触怒唐宪宗，却仍坚持上《谏迎佛骨表》，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贬谪是士人们经常碰到的事情，他们虽然留恋京城，但到了贬谪之地，却经常融入当地社会，关心民众，了解下情，交结名士，创办书院，兴利除弊。如在潮州，韩愈帮助当地百姓灭除鳄鱼，用自己的薪俸支持学校，而到了袁州则解放了七百多奴婢。而苏东坡在被贬谪黄州时，发现当地有杀婴恶俗，则立刻上书鄂州太守，要求制裁杀婴者;并成立了救儿会，向富人募捐，自己也每年出十缗钱，以救贫穷之家的婴孩(林语堂，2000，第211~213页)。至于与当地百姓的关系，我在儋州东坡书院看到一幅“坡仙笠屐图”，画中苏东坡头戴斗笠，脚登木屐，一副本地农人打扮，惹得妇孺皆笑，图中题称“潇洒出尘之致”。
贬谪也使士人们经历了一次宦海浮沉，让他们反省自身，思想激荡，超越时空，精神升华;也同时激发他们诗词灵感。如果没有被贬谪于江州，我们怎么能拥有“江州司马”的《琵琶行》，让我们领略文字描绘的动听乐曲，还更有“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如果没有被贬谪黄州，我们怎能拥有苏轼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的《赤壁怀古》?他虽认错地点，这首词仍不失磅礴气势，超越意境：“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如果士人们注定要为直谏行道付出代价，也许被贬谪是一种最好的形式。它并没有剥夺士人的公职，而只是让他们到更偏远荒蛮的地方去履职。它既是对士人们的考验和磨练，也是对他们视野的扩展，更是边远郡县的幸运，还是辽阔疆土的某种治理方式。我们所熟知的这些著名诗人、词人几乎都有被贬谪的纪录。反过来说，这正是他们的光荣。如果他们没有这一阅历，就说明他们不曾发出击中要害的谏言，也不曾有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也就没有为维护天道付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所以当范仲淹第一次被外贬时，亲朋们称赞“此行极光”;第二次被外贬，同僚们称赞他“此行愈光”，第三次则被称赞为“此行尤光!”(李涵等，《范仲淹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60页)。“光”即光荣。苏轼从儋州北返途中游金山寺，看到一幅自身以前的画像，便题画云：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用三个流放地作为他一生功业的标志，不正说明苏轼自认为的一生价值所在吗?这里既包括犯颜直谏所起的作用，也包括在边远郡县利民生、兴文化的举措，还包括政治生涯波荡起伏对他的心路历程的影响，精神升华的推动。
既能“以身殉道”，就会无畏和勇敢。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士人的勇敢不仅体现在直言极谏上，也体现在危难时和战场上。韩愈只身前去宣慰藩镇首领王庭凑，唐穆宗担心他遭杀害，告诫他不要“驰诏径入”，但韩愈却认为“止，君之仁;死，臣之义”，“日驰三百自嫌迟”，最后完成使命(李道英，《韩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第24~25页)。北宋时范仲淹经略西北，民谣颂之“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最后迫使西夏元昊称臣请和(李涵等，1991，第93~110页)。
可以想见，勇敢与无畏可以增加诗词中之豪气。南宋时岳飞身为军事将领，为后人留下一首“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辛弃疾青年时在金起义，以数十人攻上万人之军营擒叛徒;他在《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回忆道，“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还是在北固山上，陈亮向北瞭望，遥想谢安，“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陆游到陕西南部筹划北伐，登高兴亭北望终南山，“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想象着长安“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由于文明的悖论，南宋终被蒙古所灭。文天祥率兵抗元，兵败后被俘，至死不降。他的《过零丁洋》气贯长虹，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让人读之每每感奋不已。而最后崖山之战，宋军战败，陆秀夫背宋幼帝投海殉国。据说当时有十万军民随之投海。他们非为宋朝殉身，而是为了一种让人景仰和怀念的文化陪葬。这是一种能产生宋词的文化。而元朝的统治，除了任意侵犯汉人的人身和财产外，最重要的，就是削弱了自周以来不断发展成熟的文化。科举制被取消，直到很晚才恢复;虽保留了御史台制度，谏议制度却不复存在;元帝虽表面尊孔，却只是为维护统治而用;唐宋时期的匡君以行道的制度毁于一旦。
以后的明、清，仅从台谏制度角度看，中国再也没有恢复到唐宋的水平。明清虽都有台谏制度，但在初年都有严酷的文字狱，不少士人因文获罪，甚至丧命。“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日子再也没有了。明世宗嘉靖皇帝因拒谏而仗杀十余名台谏官员。“风闻言事”也被禁止。清代雍正皇帝将台谏合一，“使得言官事实上丧失了'匡君过’的功能”(林乾，句华，《言官与康乾政治》，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第119页);他又创立军机处，架空了士大夫组成的内阁和议政大臣会议，也宣告了“中国古老的台谏制度的完结”;原来的中书省“封还词头”和门下省的“封驳”制度完全被绕开，对皇帝的制衡被打破，他的旨意直接下达，再也“不受监督，不受约束，不受朝臣的掣肘了”(林乾，句华，第128页)。
直到近代中国与西方相遇，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他们非常粗略地把唐宋放在“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大概念下一并抛弃，全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直接理解的中国文化传统，实际上是对清代残存的中华文化的理解，已经失去唐宋时期所包含的士人的真精神，
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匡君以行道的气概，以及相对成熟的台谏制衡制度。钱穆说，中国历代都鼓励公开发言，“只有清代不许人讲话。”(2012，第157页)在钦慕西方宪政制度之时，只是忘了，与清代缺少谏议制衡制度相比，确有很大不同;但与唐宋成熟的台谏制度对比，或可更易理解其中相近之处，即制衡的规则。
奇怪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常有“后说优势”，以与现代西方宪政相比的不足之处，完全否定唐宋为代表的制衡制度;也以“历史局限性”为由，否定唐宋士人的超越情怀。实际上，任何一个在现代发展成熟的制度，都是以本社会的历史资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代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形成，与复兴希腊罗马文化不无关系;没有对十三世纪尚有缺陷且未实施的“大宪章”的肯定，就不会有后来英国君主立宪。当代知识分子也从来没想过，他们的“当代局限性”要远大过唐宋时期的“历史局限性”;当他们嘲笑唐宋士人未能完全约束皇权的时候，他们在制衡权力方面的表现却远不能望其项背，更遑论宪政。
再经文革，花果凋零的中华文化，又被横扫落叶。只是有一点儿东西漏网。这就是唐诗宋词。无论怎样说，家长总觉得应该让孩子背诵唐诗宋词。因为它们很美。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美。在中学里，士人们必读的经史子集已被缩略为“语文”。顾名思义，这是一门有关文字技巧的学问;因而诗人就是“语文”很好的那些人。老师在分析词意和句子结构时，一般不会告诉学生在其背后那宏大深远的历史与制度环境。其实，词藻排列，终要有精神点睛。那就是士人们心怀天下，傲视君王，替天行道，关爱苍生的精神。思绪不会被禁忌打断，才情则装上自由的翅膀。
除了唐诗宋词，他们还给我们留下了物质的遗迹。当初白居易和苏东坡都曾被“外放”杭州。如今我们知道杭州为什么那么美了。有白堤，有苏堤。春天来时，湖风拂面，柳岸闻莺，姹紫嫣红。西子湖畔，唐宋遗留的文化密码在等人读。当女儿刚读小学时，我们带她第一次出远门就来到杭州。当时的美景我们难以用语言描绘，还好她刚背会了几首描绘江南景色的唐诗宋词，其中有一首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