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西游记》的文学性质
---致竺洪波先生
张天龙
读罢竺洪波先生《西游记文化研究的总结与反思》一文,神思荡漾,意犹未尽。不揣冒昧,致文如下:
一、复讔即知音
竺先生文中提出:“《西游记》有论者提出原罪说,也即将功赎罪说。认为唐僧等人在开启取经征途前就已先验地犯有原罪,九九八十一难就是消业赎罪的过程。具体说,唐僧为不听如来说法的罪过赎罪,孙悟空为大闹天宫的弥天大罪赎罪,猪八戒为调戏嫦娥的流氓行径赎罪,沙僧为蟠桃会失手打碎琉璃盏的罪过赎罪。据此,《西游记》的原型模式可概括为:犯罪--赎罪--解脱。
据愚所见,此系外行人语,不足为论。
上述竺文,具在《西游记》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我以为:其每回皆依隐语“无中养就儿”谐音构思,连续不断,故名之曰复讔连珠法;其每回皆以中药名称、词曲牌名为谐词构思,连续不断,故名之曰谐隐连珠法。第八回之隐语谐变即“忤中仰救儿”;词曲牌名即“征召”。
竺先生指出,作为原型模式和原始意向,相对于西天取经的情节框架,都是一种隐含的内结构,一种“看不见的文化逻辑”。如果这种显在和隐性的“双质结构”--现代西方文论称为“复调和声结构”--的阐释合乎事实,那么,《西游记》将具备前所未有的艺术创造的“先锋性”,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价值和地位都须重新评定。
事实确实如此,乡下人谓之听话听音,文化人谓之知音。《西游记》中每回都是“无中养就儿”的谐音。这对我们考察吴承恩是否是其著者提供了捷径。例如:《吴承恩诗文集》中的《百字令 地雄淮楚》、《百字令 长淮南北》(原文略)等等均可为明证。吴承恩子凤毛早逝,“无中养就儿”正是其孤苦终老的窘境。其他《西游记》“待定著者”或许未有如此的巧合,这对否吴派大约是致命的,由此,李安纲先生、胡义成先生或可休矣。
二、神话与童话
竺先生指出,《西游记》是再生型神话,继承了中国远古神话的形式,在艺术精神上则虽有相通相关联的线索可寻,但已发生质变,它非是朦胧的原始思维的产物,而是自觉的艺术思维的结晶。
再生型神话不是神话,如同华裔不是华人。《西游记》开篇类于启母石传说。细观之,确为隐语“无中养就儿”之复讔。其文字不变处有五:㈠石猴出世;㈡玉帝金星之谋;㈢江流儿抚养;㈣红孩儿自述生平;㈤佛祖纳财。文字变化者越200处,略举三例:大闹龙宫即“无中攘就儿”、大闹地府即“牾中攘救儿”、大闹天宫即“忤中攘厩儿”。贯全篇而连续,未尝须臾离也。故此,其文确为隐语之复讔也!
任万语千言、汗牛充栋以神话、童话论《西游记》者,其结果均不能解释《西游记》中金丹诗的奥妙。显然,回避不是智慧。中国的金丹诗都是隐语的性质!隐语,讔也!《文心雕龙》云:“状溢目前谓之秀。”我们就把这种状溢目前的金丹诗(以及目录)就称之谓“讔秀”。这些金丹诗位置在故事情节之外,是“义生文外”的言外之意,是“文外之重旨”。用神话、童话谈《西游记》的结果,就必然会割裂了讔秀与文章的联系!从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说《西游记》是童话。试问:哪个儿童会看这种讔秀?哪个儿童会懂这种讔秀?著者精心制作的这些讔秀金丹诗,难道儿童是阅读受众吗?很显然,《西游记》不是儿童文学!
我深信不论争论时间多久,用怎样的“新神话”、“大童话”概念都解答不好《西游记》的文学性质问题。那么,关于《西游记》的神话与童话问题,该怎样看待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打个比方说:锋利的宝剑是由科学的铜、锡、铅的配比熔铸合成的,而绝对不能描述成铜、锡、铅就是锋利的宝剑。请看如下的两组谐词:
㈠转调二郎神、二郎神
㈡石猴子、红孩儿
第一组谐词的原属性为词曲牌名称,第二组谐词的原属性为中药名称。而第一组谐词表现的人物特征就可以创作神话小说,第二组谐词表现的人物特征就可以创作童话小说。
因此,这个问题的科学描述应该是这样的:在《西游记》文艺创作中,其谐词创作元素的选取涵容了神话与童话的人物特征。基于此,其文学创作内容也交融了神话与童话的情节特色。
中野美代子先生曾说:“《西游记》的故事‘文法’理论化是今后的重要课题,只有成功地完成理论化的研究,才真正可以说读懂了《西游记》。”我想,也只有在“文法”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了解神话与童话问题的真谛吧。
三、贯一的价值
李安纲先生,字贯一。贯一是李安纲先生的字。
最近,李先生把网络个人简介中“字贯一”的字样删去了。如此则殊为可惜,贯一的文化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李先生的研究秉承陈士斌、刘一明、黄周星一脉,依隐语而入金丹。又找到了更多的文化原型,实是令人称道的。清代以来,道家对《西游记》的批注现象是始终一贯的,道长们用来阐释金丹,弘扬教化。由于其弘道的宗旨,道长们的批注刻意规避了谐词的解读,因此,他们的批注弱化了《西游记》的文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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